企业如何对待印度童工问题？
童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我国也长期存在。2015年，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约有697万人，城镇未成年人约130方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偏低，2014年仅为8.5年，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3年以上；我国城镇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学历以上的人口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超过一半甚至更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出现了“以技术替代劳动”（the substitution of technology for toil）的经济发展趋势，即通过科技的作用减少了工作的时间和强度，使得更多的劳动者能够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这一背景下，像印度这样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国家就能够享受西方国家的“技术红利”了——尽管这些劳动力可能是童工。比如，在软件外包行业，印度工人平均每天的薪酬大概是47美元，相当于中国的23倍、美国的14倍。如果算上加班费和各种补贴，年薪可达6万美元，是美国的两倍多。 对于印度来说，大量的童工和贫穷的农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而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些劳动力又可以通过诸如软件开发这样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来获取较高报酬。不过，这种通过教育水平提升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来实现的“以技术替代劳动”的经济增长路径是有其边界条件的。首先，它必须基于良好的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其次也不能忽视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童工现象。一方面，因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对建筑类的劳动力需求极大；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投入和经济支持不足，致使未成年人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过早地进入了劳动力市场。 面对数量庞大的童工群体，我们既不能无底线地给予同情和支持，更不能简单粗暴地采取限制和禁止的措施。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基础上，兼顾童工群体和雇主双方的利益，并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加强政策和制度的引导。 比如，我们可以借鉴印度的软件外包行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职业培训提升劳动者的素质，从而让童功们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赚取较高的报酬；同时，我们还可以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等。